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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开岭的博客

走吧,人间的孩子!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,走向荒野和河流……这世界哭声太多,你不懂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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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有散文和思想随笔集《激动的舌头》《跟随勇敢的心》《精神自治》《精神明亮的人》《古典之殇》《王开岭作品中学生典藏版》。作品入录数百种文选、大中学教材和中高考语文试卷。历任央视《社会记录》《24小时》栏目指导,《看见》主编。未经许可,谢绝纸媒和商业电子媒体转载。图书可搜索当当、亚马逊、京东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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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感动中国》:低效的道德动员  

2011-03-23 01:55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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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精神访谈录之8)

问:在很多国家,都没发生过诸如“感动德国”、“感动俄罗斯”、“感动美国”这样的道德评选,今天我看到《感动中国》又在投票了,您怎么看?

答:《感动中国》的理念和逻辑沿袭了传统的表彰文化,但它在技术上有突破和改进。它用了“感动”一词,这个词相对温和、平民化、人性化,不“左”;但后面的词又出了问题,“中国”,这么大的词,和960万平方公里一样大,又露出了“我代表人民”的政治自负和高端姿态,又“左”回去了。未经授权,你怎么能覆盖那么多人头呢?怎么能租用那么多同胞的感情呢?

这档节目我参与过,当时陈虻还在,有一届曾邀我对人物短片写评语,所以我认真打量过它。从技术角度讲,这是个不错的栏目,尤其它的早期,还相对纯粹。但即便节目是成功的,于社会也是个悲哀,因为道德的收视率和知名度越高,越证明中国处于道德最贫困之时。弘扬道德即让道德陷入尴尬,当一个时代需要大张旗鼓地托举道德、把有限的道德个案视若民族瑰宝的时候,也就很可怜了,先不说对不对,而是可怜。许多很寻常的小事,比如伺候老人、勤工俭学照顾妹妹、欠债还钱,竟然惊动了国家……人物本身没错,值得尊重,但那个表彰错了,它把一件朴素的事诠释错了,注解错了,把正常给隆重地异常了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道德已成我们最稀缺、最紧俏的资源。在欧美和澳洲,每个人都会去做义工、做慈善,一生去做,没有谁悄悄统计你、拍摄你、事后表彰你,因为做好事是信仰驱动和自我选择,你本来就是心灵和精神的受益者,你已得到了该得到的。除了上帝留意你,没人留意,更何况也没有这种由国家宣传机器担纲的表彰系统。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样化,咱们相反,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会心脏。比尔·盖茨和巴菲特几乎把家底都捐了,也没人表彰他,甚至议论都很少,因为他做的事每个人都在做,区别只是数目。为什么我们需要事迹教育呢?没别的东西,穷啊,就靠它了。一个中国人做好事,若这件事始终被埋没、甚至被误解的话,那他就会做价值重估,想这样做值不值当。记得我小时候,小学几年级吧,就干过一件事,先把一枚硬币偷偷扔地上,然后当伙伴的面捡起来,从而完成一次众目睽睽下的“拾金不昧”,攒积分评三好学生啊。

另外,道德评奖本身也是滑稽的,对道德你怎么能评价它的量级呢?怎么能分出大小呢?纯粹的道德一定是朴素的,默默无闻的,是拒绝这样一个价值评估体系的。近年来,各地效仿央视,纷纷出台“感动城市”(城市有级别,推手有级别,事迹也随之有了级别),很多大中小学还搞起了“道德银行”“道德档案”“道德学历”……其实都在印证一个眼前的悲剧,即道德的大溃败、大缺失,情急之下,各种失态和变形的动作就出笼了。


假如你问我央视这台秀是不是完全错了?毫无意义?我觉得不是,它终究会被淘汰,但不是现在,时机不对。其实它算“应运而生”,它和中国现实是匹配的,除了符号意义,它也有部分积极的社会意义。在一个没有信仰和宗教传统的国家,怎么才能缔结道德资源呢?有限的道德资源又怎么流通?我们有个现成的工具:权力表彰!古代帝王用,乡绅社会用,1949年后用得更频繁更顺手。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赖一种强大的社会示范和榜样力量了,比如拾金不昧、欠债还钱,除了表彰,我们没别的手段以证明你是对的、你这样做生活会答谢你、命运会回报你,当众人都在好奇地观望做好人的结果时,表彰的出场、尤其权力做推手的表彰就显得极重要,它既能回答和命运道路相关的疑问,更激励你的今后、策动周围的效仿……尤其实用主义的当下,这种演示更加有效,比如一个人入选了《感动中国》,按世俗游戏原理,这个人的生活将就此改变,作为道德明星,他会赢得很多社会回报:知名度、羡慕和尊重、职业机遇、地方政府的眷顾和优待,甚有委员代表之类的头衔……若不出意外,他可享受几十年有形无形的“不平凡”——这就给社会输送一个信息:好人不白做!好人有好报!好人一生平安!这些民间俚语和口头禅才真正显示了因果力量。别小看这些句子,几千年来,它们可是深受迷信的命运公式,若公式失灵、大面积不成立了,大家就会集体投靠另一方,沿反向逻辑滑下去。为德者申请一份殊遇,对“善恶有报”的国人心理来说,也算一种应验和抚慰吧。

作为道德动员方式,《感动中国》显然低效,不达标。作为一档电视节目,它包含价值误区,但并不构成价值灾害。你可以怜悯它,批评它,但也别欺负它,用不着讨伐。

中国式的表彰文化,实属无奈之举。从1949年到现在,整个社会的价值标榜和道德动员就是靠树典型、颂英雄、学模范来维系的,从王进喜、雷锋到朱伯儒、张海迪,这是体制的习惯动作,也显现了全部精神家当。你说起作用了吗,起了点,只是日渐虚弱和式微,而现在更多是药物性依赖,离不开了。所以,我同情它,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点办法。
私下,我也和相关朋友说:《感动中国》可以搞,民间那些人性的闪光,值得被描述和传播,尤其在这个道德冰河时代。但价值观上要改一改,名称、理念、逻辑、语境、姿态都要改,权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,要纯净、平实、正常一些,去明星化、去榜样化,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

问:插一句,您觉得好的表彰,或者说正常的表彰应是个什么样子?

答:就是我刚才那句话: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
把它送回去,送到原来的位置上去。不要抬轿子,不要用“颂”体,老实一点,别浮飘,别用“中国”这样的大词。表彰本身没有原罪,尤其我们这样一个无神论国家,表彰有它的社会功能,关键看表彰什么,怎样表彰。好的表彰,应是在表彰一个人的时候,所有的生命同类都感到被表彰了,大家在分享,在传递这人性的光辉和美,像阳光静静照在每个人脸上……

其实,《感动中国》和大大小小的“事迹教育”,给我们的启示是: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的信仰资源和深层的精神家园?也就是你前面问到的那个问题。这是值得几代中国人去思考和建设的,应借用传统文化、宗教伦理、道德哲学、心灵美学、现代理性等资源。其中,政府的表现尤为重要,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动员这样的事,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,法的精神、权力的清洁、制度和规则的完善,这对营造健康的社会空间最为关键。土壤改良了,才能长出好庄稼,其形体才端庄,爱和善的颗粒才饱满。

另外,从历史和世界范围看,道德危机,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政治。一是它没有奠定好的制度和空间环境,引发了既有道德资源的流失;二是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,权力率先腐败并引发了民心腐败,制定规则却破坏规则——没有比这危害更大的了。

(《古典之殇》,王开岭著,书海出版社,2010年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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